■操太圣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力决定国家未来。而博士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端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当前却面临着顶尖人才外流、培养模式趋同、国际认可不足等挑战，规模优势尚未转化为质量优势。
日前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布局和全球化视野，为突破瓶颈指明了方向，即需以机制创新推动博士生教育体系重构，助力中国从“人才大国”迈向“全球人才高地”。
战略使命：
将博士生教育定位为国家创新体系核心
目前在我国人口中，博士所占的比例约为0.07%~0.08%，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约1%）。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博士缺口更大，如在半导体领域的高质量论文中，中国出生的学者占比25%，但以中国为第一单位的论文仅有5%。2020年国内芯片从业者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仅占6.53%。同时，历史、哲学、考古等原创社科理论的人才储备亦显薄弱。博士生教育亟须承担双重使命——突破“卡脖子”技术与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聚焦这一目标，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把中国打造成全球人才高地就成为时代必然。
衡量人才高地的核心指标主要表现在集聚力、竞争力和辐射力三个方面。
所谓“集聚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顶尖学者和博士生的吸引力，以及通过系统性机制汇聚全球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人才高地的标志，更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关键动力，因为顶尖学者与博士生的集聚能形成高密度的创新网络。
所谓“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关键领域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引领性的科学发现、技术突破和思想成果的能力。这种竞争力不仅关乎论文数量或专利规模，更强调原创性、颠覆性和国际话语权。
所谓“辐射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教育理念、科研模式和管理标准的全球推广，塑造国际学术规则、引领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它不仅标志着人才高地的成熟度，更代表国家软实力和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跃升。
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环节，博士生教育承担着突破“卡脖子”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服务科技强国战略的历史使命，需以学科动态布局、评价体系革新、国际网络协同为抓手，将“培养实验室”升级为“国家战略科技孵化器”，同时通过政策开放和文化包容构建全球人才“引力场”。只有实现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国”的跨越，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
动态调整：
构建需求导向的学科体系与交叉融合
学科布局是指学科在结构、资源分配、交叉融合等方面的整体规划，强调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当前我们的学科布局需从单纯的“资源分配”转向更具前瞻性的“战略适配”，即将学科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对接。中国近年来已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逐步构建了以需求为导向的学科体系，但在新兴领域布局、交叉学科融合、基础研究支撑等方面仍需持续优化。
一方面，需要动态调整学科结构，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聚焦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领域进行精准扩招；要加强跨学科平台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医学”“碳中和+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博士项目，构建“传统学科优化-新兴学科培育-交叉学科突破”的三层架构。
另一方面，需要革新科研组织方式，引导博士生把个人兴趣装进国家需求的框架里，建立“大团队+大平台+大任务”协同攻关模式，开展有组织的任务驱动的科研活动。另外，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重塑科研方法，实现“数据智能驱动设计—仿真模拟替代实验—算法优化加速创新”的范式革命。
通过上述措施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构建以本土博士人才为核心的创新生态。这种转型不仅重塑了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更重构了科研创新的组织形态，使博士生培养真正成为攻坚克难、催生原创性成果的国家创新源。
评价革新：
建立分类评估与长效激励机制
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改革，本质上是通过“指挥棒”的重构，让博士生跳出论文流水线，成为产业升级的“尖刀连”。这种改革不仅需要评价指标的创新，更需构建与之配套的资源配置机制、文化认同体系和风险包容生态。
在这方面，我们要破除“唯论文”痼疾，构建分层评价体系。根据学科性质确定分类评价标准，如对基础学科要强调“从0到1”的学术原创性；对应用学科要侧重技术突破性和产业贡献，可按技术成熟度进行分级评价；对社科成果等咨询报告类要突出其社会影响力，根据政策采纳度和公众认知度等构建核心指标。
同时，还要配套机制创新。建立长周期的职业通道和长效激励机制，如优化博士后留校政策，打通“博士-博士后-青年科学家”职业通道；确立风险研究白名单，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颠覆性技术设定弹性评价周期；对突破现有学科框架的研究，可申请免除传统评价指标约束；如果博士生是专利第一发明人，就赋予其一定比例的成果转化收益权；将评价结果转化为“国家创新积分”，可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中累积使用；引入国际同行评审，推动博士生毕业论文全球公开答辩与盲审，提升学术透明度。
对博士科研群体实施分类化评价体系与长效激励机制，本质在于实现基础研究规律与创新驱动战略的范式耦合。该制度的创新不仅从科研管理层面破解了“短平快”考核机制对原始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在价值论层面重塑了科研主体的认知图式——促使博士研究者实现从“学术GDP生产者”向“战略性科学家”的角色嬗变。
全球协同：
打造国际化培养网络与创新共同体
在完成国内学科体系重构后，需同步推进国际化战略。面向全球的博士培养开放协同网络，本质上是将国家人才战略嵌入人类知识生产体系，通过构建“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全球培养生态，使中国博士生教育成为世界级科研成果的“路由器”和“加速器”。
首先，要建立多边互认机制。实现学分互换、联合答辩；建立“海外顶尖学者短期工作站”，吸引诺奖得主、院士参与博士生培养，让博士生全程参与国际顶尖团队工作；试点外籍博士毕业生“工作签证—永居”衔接政策；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进一步扩大政策开放度，最终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其次，要实现资源平台共享。建立国际科研数据库与实验设施联盟，减少重复投入；实施跨境虚拟学位计划，依托元宇宙平台构建全球课堂，开设虚拟博士学位；扩大全英文博士项目规模，建设国际课程共享平台；精准对接培养体系，建立微课程体系，压缩前沿领域知识精华。
最后，要加强学术规则输出，通过主导“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标准制定，以“标准互认”替代“标准霸权”、以“需求共生”替代“单向输出”， 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选择，更在文明对话层面探索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可能。
总之，博士生教育改革需以机制创新为核心，通过学科动态适配、评价体系重构、全球网络协同，实现其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和影响力扩散。这不仅关乎高端人才储备，更是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抢占创新制高点的战略抉择。唯有将博士生教育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方能真正建成具有辐射力的全球人才高地，为民族复兴注入核心动能。（作者系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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